正面管教 | 爱是需要艺术的: 三个日常教学事件的自我诊断
作者赵霄霄,初二年级英语老师、初二16班副班主任.
教学事件诊断一:“must do”事件——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机会
远处,王同学正在和他人聊天:“哎呀,你们还记得不?那次考试,赵老师就为了“must do”可把我怼惨了……这都到美国了,不知道赵老师还会不会再提了,真是怕了……”
我想若不是今年暑假的外出游学,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错了。
去年英语期末考试那天,刚好我的“爱将”王同学在我的考场。
我无意间看到这位英语小达人竟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She must finishing(finish) her homework first(情态动词must后接do动词原形)。
我顿时火冒三丈,无奈碍于考场纪律,我便强忍怒火。
终于等到试卷讲评课,我当头一棒:“王同学,你平时怎么学的?谁教你的must doing? 这种低级错误也是你犯的?……”
后来成绩出来了,她恰巧因为这一题的丢分与第一层线失之交臂。这是多么痛的领悟,我都为她惋惜!
以后每次遇到同学犯类似的低级错误,我都会提到“王同学的must do”(想想自己都唠叨了整整一学期……)。
现在,从正面管教的角度,再回过头想想,当时确实处理不够理性:
第一,一不小心,又一次走了“情绪”的道。当时“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口吻给她的感觉比批评的行为本身更具攻击性,而接下来长期持续的唠叨更使得我们原本亲密的师生关系越来越隔阂!
第二,当时我也没有关注如何帮助学生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而是一味地抓着问题不放而反复责难学生。这样的负面惩罚无异于徒劳。
现在看来,我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竟然建立在“让王同学害怕犯这种低级错误”之上,当时也没有考虑我的这种方式是否会给她带来伤害。
虽然王同学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但我却直接忽视了培养她回应错误的感知力,甚至还让王同学心里有“阴影”。
结合“正面管教”中给出的矫正错误的方法,我应该把王同学犯错误的行为当成一个让“我们一起”兴奋的学习机会——和善地、尊重地对她说:“王同学,你犯了一个错误,太好了!你看下这道题,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又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鼓励她看到所犯错误的价值,并在这种融洽的氛围中从错误中学习。
在这里,我想诚恳地对王同学说声“对不起”。
教学事件诊断二:“空空如也”事件——对错误目的的有效鼓励方式
七年级下学期刚开始的时候,A班的程同学转到了我的B班。
自打转入我B班起,程同学上课从来都是两手空空(从来不带教材文具)。
我当然是无法克制自己高涨的情绪和火爆的脾气,接下来几十秒的“狮子吼”……试图多次通过课堂上公开批评他的这种不良行为以激励他下次记得带教材文具。
从正面管教的角度,我才意识到我所谓的“这都是为你好”,其实是在强硬地绑架控制孩子,最终的结果无非是惩罚和伤害,而不是教育和引导。
于是,我意识到再不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可能他就“废”了!私底下多次沟通后,程同学才跟我说了实话:A班转入B班,心理落差大,感觉自己是“外来”的,认为转入B班只有得到我的关注,才有归属感,所以他选择了这种不友好的方式来寻求归属感。
正如《正面管教》中所提到的,这是为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而采取的“寻求过度关注”的不良行为。
了解到了这种行为背后的目的,之后的英语课上我总是会有意地通过提问、举例、解答等方式来增加对他的关注,并给他分配了一项也能受到大家积极关注的任务——担任我的“通信员”——每节课前在教室通知大家带必要的教材和相应的学习资料。
之后在我们B班全体师生的鼓励下,他渐渐有所好转,但“空空如也”偶尔也会“冒泡”。
记得有一次,他又是“空空如也”地坐在座位上(当时是课前三分钟的铃声刚刚落下),我抬头朝他会心地笑了笑,没想到他聪明地比划了一个“嘘……”的手势。
下课时,他又急忙拦着我,害羞地低着头说;“赵老师,我今天忙着提醒大家了,却把自己给忘了。”
我表示理解地说:“没关系,相信你会做好的”。现在看《正面管教》,也得到了印证!但不妥当的地方是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帮助他获得集体归属感和价值感。
教学事件诊断三:“转笔”事件——关注于解决问题的“启发式问题”
号称我B班的“闫大仙”闫同学,总是会时不时地在课堂上做一些新奇的动作。
期末考试前,他又唱了一出“转笔”戏。各种声讨不良行为的方法在他这里都是在做无用功。于是在一次自习课上,我决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闫同学建立规则,达成共识并在其他同学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目的是想在尊重他的前提下,换来他心甘情愿地与我“合作”。
我对闫同学说:“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不转,集中精力,专注课堂;要么转,就不间断、不掉笔地转,一旦出现掉笔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你需要亲自把整个文具袋里的文具扔到室外垃圾桶里。”
通过“正面管教”理念的反思,我认为“转笔事件”处理欠妥的地方在于:
第一,我没有试着去破解这种行为背后的隐含动机;
第二,我也没有借助典型的启发式问题帮助闫同学探讨他的第二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而是直接把我预设的后果(亲自把文具袋扔到垃圾桶)告诉了他,让他“感觉更糟”。
如果我能多抽一些时间问闫同学:“你对课堂上转笔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课堂上转笔的”、“你认为怎样才能减少课堂上转笔的次数或改掉课堂上转笔的行为”、“你现在对解决课堂上转笔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许更能走进这孩子的内心,更能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最后,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爱学生,只是用错了爱的表达方式。原来爱也是讲究艺术的。
我相信,善于爱学生的老师运气都不会差。